竺道

印度APP禁令该如何解决?(一)目标

从6月29日印度政府发布针对中国APP的禁令到如今,刚好过去一周的时间。这一周里,59款APP大部分悉数下架并停止服务,产生的损失数以亿计。这是中国和印度近50年商业往来史上少有的如此大规模遭遇行政干涉并导致商业无法运营的情况。禁令的突然、决绝和暴力,超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意料之外,也引发了中国国内和印度国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事态接下来会如何发展?跟中印边境冲突是不是完全捆绑?禁令会不会自动解决?会不会有第二批禁令名单?应该找谁去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起诉印度政府?中国政府会不会出面?这里面有没有竞争对手在幕后?这里有太多问号,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在焦虑的等待,中国在印度的经商人士也在密切的关注。

有一些人觉得这次针对中国APP的禁令完全是由中印边境冲突导致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此次中印边境冲突本质是中印边境上的一起意外,是APP禁令的导火索,也是一个完美的借口,但却不是根本原因。针对互联网公司(包括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等)的监管一直是印度信息技术部的计划,不论是针对电商的、金融支付的、社交聊天的、娱乐内容的,都已经有内部方案,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分批推出。也正是因为这个禁令跟中印边境冲突不完全相关,这个禁令也不会在中印边境冲突结束后就立马自动结束。

事实上,在禁令发出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30日,中印已经在边境成功举行了第三轮军长级会谈,按中国外交部的官方说法,双方“就一线部队采取有效措施脱离接触、缓解边境局势取得积极进展”。随后,莫迪7月3日突访拉达克慰问前线士兵,通过这场政治作秀,可以判断出两边实已谈妥。果不其然,3天后,两边不约而同各自开始对内宣传。中国侧,外交部宣布两国高层于7月5日通话,“就缓和两国边界事态达成积极共识”;印度侧,媒体则更加绘声绘色的描述细节。中印边境冲突事件行将结束,但针对中国APP的禁令却不会伴随着边境冲突的结束而解除。

也有一些人觉得这次禁令是印度“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必然会有大量使用中国APP的印度用户站出来为中国APP们发声、呼吁解除禁令。这种想法太过乐观。除了少量依附于TikTok、Bigo和VMate生态的网红或主播在短期内受到直接影响,并有少量人有一定意愿主动发声外,其他曾经长期受益的印度公司都选择了沉默,包括广告公司、MCN公司、电商物流公司、聚合支付公司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APP虽然在产品、技术、运营和性价比上都有较大优势,但可替代性也很大,强行停掉给印度用户带来的阵痛并不大,并且空缺可以很快会被替代APP填补。而真正难以被替代的PUBG此次也正好不在禁令内,结合该款游戏在印度的巨大用户量、莫迪曾公开正面提及PUBG的历史以及在疫情期间PUBG对印度社会安定带来的正面影响,此次PUBG不在禁令内并不让人意外。所以,禁令以来,印度本土支持中国APP的声音极其有限,在“抵制中国”的政治正确下,哪怕清楚利害关系的印度公司也都选择支持印度政府或保持沉默。这更反映出,出海印度的中国公司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真正的利益生态圈。

还有一些人觉得这次事件太大,公司层面不可能搞定,只有国家政府出面才能解决。这种想法也是错误且消极的。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去找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政府无法起到作用,而是说这次事件解决的主力军必须得是这些APP公司和代表着行业利益的机构。事实上,这并不是印度第一次出台针对中国公司或者外资行业的限制政策。2010年,印度电信部就出台针对中国电信设备的安全审查规定,直接导致华为、中兴、烽火和上海贝尔等公司总计高达8亿美元的设备无法清关,合同订单无法履行。最终,在企业和行业的主导以及政府的侧面配合下,事情得到解决。2011年,印度电信部卷土重来,出台《印度电信本地制造草案》,希望强推电信设备本地制造,但在包括欧洲在内的主流电信设备商和行业协会的共同运作下,该草案不了了之。2012年,印度电力部为推动电力主机设备本地制造,出台政策抬高电力主机设备进口关税到28%,而因为中国企业选择不响应本地制造,直接导致在接下来的数年内都没有再获得任何一笔电力主机设备的订单。2015年,印度为鼓励手机本地制造,将手机整机进口关税从6%上抬至12.5%,之后,小米、vivo和OPPO果断选择本地代工或本地制造,一举奠定市场领先地位。而所有这些商业政策引发的行业变化和应对过程,都不是靠第三国政府来主导解决。可见,在与印度政府的周旋中,企业和行业才是解决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此次受影响的头部APP很多都是完全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公司,并通过其新加坡子公司来控股印度子公司,与这些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实体仅有“协议控制”关系,并无法律上的股权关系,这也给中国政府深度介入此事件带来了一定挑战。更何况,许多APP在宣传时会强调自己不是中国公司,而是新加坡公司或全球企业,这也让中国政府更加师出无名。

这三种思想是当前国内大部分媒体文章和网络舆论的主流,分别对应了此次事件的起因、过程和解决。这些浮于表面的观点也让受影响的公司进一步误判了当前的局势,要么盲目乐观,要么过于消极,或寄希望于字节跳动牵头去解决,自己好“大树底下好乘凉”,或指望中国政府会凭空站出来解决所有问题,更有甚者,指望找一两个代理去搞定“关键人”,把自己从禁令上拿下。

那这次禁令该如何解决呢?其实在上述三个观点背后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应该由企业和行业主导,合纵连横全部利益相关者,直面印度监管部门来解决。许多公司会懵,想这不是废话么。但这确是唯一的办法,并且也是可执行的办法。

整个方法论和解决方案分为目标、诊断、决策和执行四部分。

首先是目标。

是的,我们需要找到并设定一个明确的、可实现的目标。如果问APP被封的这些公司想设定什么目标,答案估计是“印度政府自动解除针对这59款APP的禁令”。很显然,印度政府并不会在没有任何外部条件触发的情况下,无故地、自动地解除对这批APP的禁令。但中印边境冲突不是已经要解决了吗?的确。但印度政府当初出台此禁令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印边境冲突,而是援引《印度信息技术法案》第69A条和《印度信息技术(组织公众获取信息的程序和保障措施)规则》的相关规定,以“主权完整、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文字来暗指当时的中印边境冲突的局势,同时,禁令花了更大的篇幅来介绍针对这些APP的关于信息安全、用户隐私、数据的采集和外传等方面的投诉和相应隐患,这部分又是偏技术的。所以,禁令的解封也需要响应这些点,这也是印度政府政策的自洽闭环。

那么,一个合理的目标应该是:说服印度政府出台既能对印度国民交代,又在中国公司履行能力内的解封政策。按以往的行业经验,这个解封政策可能可以包括:

  • 必须设立印度公司来运营APP业务;
  • 设立印度服务器,并保证用户数据独立存储在印度服务器上;
  • 存储在印度服务器上的用户数据不允许外传到其他国家;
  • 公司必须设立CSO(Chief Security Officer)一职,并由印度人担任,该印度人须在印度政府备案;
  • 公司印度雇员比例不低于一定比例;
  • 公司签署Undertaking Letter,保证不会发生违法采集数据、向境外传输数据等行为;
  • 其他。

目标清晰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分析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印度到底处于怎样的局面。为了理清这一点,我们需要全盘梳理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印度的全部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并不仅仅是APP用户和广告主客户,而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印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群体,还包括(以下排名不分先后)政府、议会、法院、行业协会、媒体、中国政府、员工、印度互联网公司、美国互联网公司、互联网投资机构(VC/PE)、供应商(MCN、渠道、支付、物流等)、其他上下游公司、股东、NGO、社区等。这一过程,叫做利益相关者识别(Stakeholders Mapping)。

需要再刨根到底。印度政府哪些部门是相关部门?总理办公室?信息技术部?内政部?IB?RAW?外交部?商工部?不同部门对中国公司、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看法和诉求是什么?哪个是监管部门?行业政策一般由哪些行业协会建议?有哪些互联网和IT相关的行业协会?有哪些综合性的行业商会?能不能找议员?印度一共500多议员,谁是相关的?有哪些媒体相关?科技媒体?商业媒体?中国媒体?外国媒体?新闻社?等等等等。而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会在后续文章中具体阐述中国互联网行业在印度究竟处于怎样的生态环境。